在中國做黑人教師令人沮喪

Anthony Facey 搬到上海教英語，從未想到自己會遭遇偏見和障礙

“Anthony 老師”——這就是我第一次被介紹給上海 Eden Dream 幼兒園孩子們時的稱呼。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天：我坐在白板前，面對滿教室盯著我的韓國孩子，試著教自然拼讀，卻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在倫敦長大，讓我瞭解了不同文化和信仰。當我告訴家人和朋友自己要搬到中國時，他們既不解又困惑：為什麼有人會想離開？

我承認：我曾天真地以為自己能輕鬆融入一個擁有新語言和新傳統的地方。在英國，我只是人海中的一張臉；在中國，我卻像鴿群中的孔雀一樣醒目。對中國人而言，我是 lÇŽowài（外國人），先被看作黑人，再被看作英國人——即便如此，有人仍不相信我是英國人。有人說我是美國人、南非人和澳大利亞人——顯然，倫敦東區口音無法翻譯成中文。

在上海的第一年，我遇到了許多挑戰：思鄉、陌生習俗以及適應新的生活方式。我最大的障礙是語言，而幾次尷尬的普通話交流讓我只想跑回家，用毯子矇住頭躲起來。

我記得走進一家餐廳，看到菜單上滿是像象形文字和彎曲線條一樣的內容，頓時不知所措。我茫然地站在那裡，櫃檯後的女士不耐煩地等我點餐。

找工作成了一項艱鉅任務：我不符合人們心中“英國教師”的樣子。許多教學中介說，一些學校甚至會因為我的膚色而拒絕面試，彷彿簡歷上只要寫著白人就具備了全部技能。

第一年令人沮喪。

我不得不成為自己族群的代表

不過，我最終看到一則英語教師招聘廣告，工作地點是一所距公寓十分鐘的小型韓國幼兒園。但如果這十分鐘意味著從能接觸少數外籍人士變成一整天見不到另一個老外，就會讓人很畏懼。一週後，我接到電話，被邀請參加面試。

幾天後，我西裝革履地到達，準備參加一場漫長面試。到達後，園長鞠了一躬，然後指著我的鞋。我非常困惑，但還是脫鞋走進幼兒園。韓國常識：進入韓國家庭前要脫鞋，否則會被視為不尊重，因為清潔是其文化的重要部分。真希望我早些知道。對方拿出各種拖鞋讓我選擇，但沒有一雙適合穿 10 碼鞋的男性，所以最初幾周我只能穿襪子上課。幸好有地暖。

與我工作過的其他學校相比，新學校規模很小。這裡只有五間教室，我教所有三至七歲兒童英語。有些年級只有六名學生，其他班有20名。每個班都有一名韓國或中國教師，我在各年級間輪換授課。多數孩子以前從未和西方人接觸，更不用說一個高個子、留著非洲髮型、笑容調皮的黑人。我的外甥說，他想象我會教“innit bruv”或“you get me”這樣的倫敦俚語。

第一次見到學生和同事時，場面十分有趣。有些人忍不住咯咯笑，還有一個孩子嚇得尖叫著跑出教室。她花了大約一年才習慣我炯炯有神的目光，但最後走到哪兒都跟著我。有一陣子，我的外表成了大家好奇的對象；一些學生會從其他教室盯著我看，等我朝他們看去時又躲起來。

膽子較大的學生會不由分說觸摸我的頭髮和皮膚，彷彿發現了需要解剖研究的神秘生物。他們叫我“巧克力老師”，並不理解這些詞的含義。這不是種族主義，只是缺乏認知：孩子說話直接。我的皮膚像巧克力，我又是他們的老師，就是這麼簡單。我曾比較雙方膚色，告訴他們我們都是棕色，只是我顏色更深。但他們一直稱自己是黃色，最後我放棄了。

每逢新學年開始，我都會聽到那些令人恐懼的話，然後再次經歷同一過程。我很快發現，問題不只來自學生；我遇到的大多數成年人也缺乏理解，或無知又無禮，只有少數例外。我不僅要當教師，還必須在努力做自己的同時，成為自己族群的代表。這帶來很大壓力。

因為我不會說韓語或普通話，溝通不暢幾乎每天都會發生。有人給我一本自然拼讀教材，要求每天教一頁。書中內容不足以支撐一小時課程，於是設計英語課程的責任完全落在我身上。沒有導師指導，我只能學會超越課本思考並規劃課程，還要在把每個孩子視為獨立個體進行評估的同時，學會更有創造力、更活潑地教學。

尋找共同點

總的來說，作為一名外籍教師，我受到尊重，意見也得到重視。校長允許我犯錯並嘗試新的教學方式。我很幸運，與勤奮堅定的同事共事；他們幫助翻譯、協同授課並讓學生跟上進度。那些學生是我教過的最守規矩的一群孩子。

我後來還在中國其他幾個地方工作過，但再也沒有與教職員工和孩子建立同樣的聯繫。我去上海前並沒有預設那裡的生活會怎樣，只是保持開放心態、積極面對變化，並享受這段充滿奇怪、美好時刻和新可能的獨特經歷。我有機會前往一些如果留在倫敦絕不會看到的地方。

我學習了新語言和新習俗，成為丈夫、父親、榜樣和教師。教學工作富有創造性，需要關懷，既困難又有趣，也非常耗時；多數時候我覺得自己像在用頭撞牆。但我獲得了啟發學生的機會，看著他們成長並變得更自信。

我們相互學習。我發現不必說同一種語言，只需要耐心尋找共同點。

來源：  Anthony Facey | www.tes.com